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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一段时间，有关网暴的话题引发热议。四川女大学生曝光大叔在地铁上“偷拍”，结果出现反转，自身不仅道歉还受到学校处分，同时遭到大量网民声讨；武汉小学生在校园内被汽车碾压致死，其母亲维权过程中被质疑精心打扮，最终选择坠楼自尽，舆论认为这与此前网民的攻击诋毁有关；国企领导与女下属在街头牵手被拍，被网络大量转载传播，引发网民围观议论，最终因违反生活纪律而受到“双开”。此前，一对祖孙在浙江某景区插队，其形象被做成表情包、车贴；女子曝高铁上被熊孩子妈妈辱骂掌掴，最终被认定为互殴等，也都引发网络热议和人身攻击。

7月初，国家网信办就《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其中明确，网络暴力信息是指通过网络对个人集中发布的，侮辱谩骂、造谣诽谤、侵犯隐私，以及严重影响身心健康的道德绑架、贬低歧视、恶意揣测等违法和不良信息。规定对网暴信息的监测预警、处置、保护机制、法律责任等也提出了明确要求。不过，考虑到网暴信息的复杂性、隐匿性、涉众性等特点，想要完全根除有一定难度。与治理网暴同样重要的，是要准确地认知、把握网暴这一现象，并将其与其他一些问题做好区分。

一是隐私的界定。“侵犯隐私”是网暴信息定义中的一项。《民法典》规定，隐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、私密活动、私密信息。隐私的定义看似简单，但实际中却仍需区分。以地铁偷拍为例，如有人偷拍裙底，则是侵犯隐私无疑；而四川那个女大学生在大叔并未拍摄其隐私情况下，在网上公开了大叔的形象等信息，并给予负面评价，则是反过来侵犯了大叔的隐私；而在国企领导“牵手门”中，虽被拍到了不想为外人所知的私生活，但由于他们是出现在大街这种公共场合，则摄影师并不算侵犯隐私。

二是维权的界限。在地铁等公共场合被偷拍者该如何维权？是否都能像四川大学生那样翻看对方手机？即使报警，是否就可以无条件让对方打开手机自证清白？需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才算“合理怀疑”而不是“有罪推定”？如果怀疑错了又该怎样补偿？毕竟，对方的手机里也可能有其自己的隐私。这些疑问说明，面对一些轻微违法行为，不得不考虑处置成本和程序正义，“保护无辜”比“惩罚坏人”更重要。也正因为这种维权成本，所以很多人通过“网曝”来实现“网暴”，出口气，但这仍有界限问题。以偷拍为例，如果仅以文字方式叙述过程，表达怀疑，提醒注意，那无疑是一种善举，但如果没有证据地点名或发图指责，就成为网暴的一种形式——造谣诽谤。

三是监督的边界。很多网暴，打着“监督”与“正义”的旗号，互联网本身也是网民监督的重要途径，但网络监督也要把握好边界。一方面，对公众（公职）人物与普通公民，要有所区分。人们围观热议国企领导的生活作风问题，因为当事人有公职身份，理应受到更多监督，但如果对方是普通公民，则网民对其私生活就不宜过多打扰。另一方面，对“好人”（受害者）与“坏人”（侵权人），则不应过多区分。武汉受害小学生的妈妈不能被网暴，同样，四川女大学生、插队的祖孙以及江歌案中的刘鑫也不应被网暴。对他们，可以有正常的批评，但如果认为其是“坏人”，就可以肆意网暴，那将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也有损法规的严肃性。

还需指出，网暴虽然表现在网上，但根源还在现实中。那些因抢座、插队乃至孩子吵闹而出现纠纷并上升为网暴的事件中，如果人们能多一些温良恭俭让，事情就根本不会发生，更不会炒到网上。而像武汉小学生妈妈的悲剧，其实处于极度悲痛中的她很可能没空刷手机看网民留言，击倒她的更多的还是丧子之痛外加维权的艰难。如果相关方面能对处于困境者多一些人文关怀，将会有效对冲网上的戾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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